在印度的纳拉亚纳医院做一次心脏搭桥手术只需花费 1100-1200美元，其心脏手术的费用只有美国同类医院的 3%～12%，治疗效果却不逊于美国的顶尖医院。
医疗改革求变，价值医疗为先。2月7日19点，“医学界”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了《逆向创新：价值医疗的实践》读书分享会，“医学界”创始人、“价值医疗泰山奖”发起人陈奇锐与书籍主审、主译及多名医疗专家共同探讨了通向价值医疗的中国路径，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
“价值医疗”最早由哈佛大学Michael Porter教授于2006年提出，基本理念是追求性价比最高的医疗，也就是用相对较小的成本获得最佳的健康产出。
与之对应的是，在医疗领域，开云注册APP下载安装一直被认为存在着一个“不可能三角”，即“高质量、低价格、广覆盖”不可能同时实现。而《逆向创新：价值医疗的实践》一书所介绍的7个印度医疗公司的“价值医疗”案例，却告诉我们，“不可能三角”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该书由《》《华尔街日报》畅销书作者，哈佛商学院研究员维贾伊·戈文达拉扬等人撰写，以印度、美国的创新医疗机构为鉴，展现了多个以低成本、精益管理实现价值医疗的实战案例，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探讨。
印度、美国的创新探索，为我国推行价值医疗提供了参考路径。实际上，2016年引入中国后，价值医疗从一个民间主张逐步得到更多医改、医保和医疗专家的认可，但从医疗服务的“可及性”“高质量”“可支付性”来看，价值医疗在我国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医学界”一直在为中国价值医疗发展而鼓与呼。2019年至今，“医学界价值医疗泰山奖”已经走过了4个年头，今年将举办第5届颁奖仪式，它已经成为中国价值医疗的风向标，未来也将持续助力中国价值医疗实践，让更多以价值为导向的医疗创新案例被看见、被推崇。
此次，借助《逆向创新：价值医疗的实践》读书分享会，“医学界”与众多医疗专家一道，共同探讨价值医疗，分享阅读感悟。嘉宾包括：
书籍主译、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美国哈佛医学院DFCl博士后谭竞；
台州学院医学部主任、原台州恩泽医院集团前总院长、第二届“价值医疗泰山奖”获得者陈海啸；
读书分享会由“医学界”创始人、“价值医疗泰山奖”发起人陈奇锐主持。截至目前，该直播在“医学界”全平台累计近6万播放量，观众反响强烈。在此。我们特将直播的精彩内容进行汇总，以飨读者。
陈奇锐（主持人）：请各位参与《逆向创新：价值医疗的实践》出版工作的嘉宾介绍下这本书的幕后故事，以及为什么要推动传播此书？
谭竞（主译）：我是一个临床医生，2018年左右接触到了价值医疗，当时只是觉得这个概念挺好，但它仅限于理论研究，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卫生政策、医院管理领域的内容。
直到2019年年底，我看到了《逆向创新：价值医疗的实践》这本书，它已经不再是理论探讨了，而是包含医疗机构的创新发展案例。原作者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书籍内容也是以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形式写出来的，可读性非常强，我大概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就把这本书读完了。
它让我们临床医生看到了这样一个鲜活的例子：在印度，在这样一个90%的人都没有社保、资源匮乏且居民年均收入只有不到2000美金的国家，这些医疗机构实现了低价格、高质量、广覆盖的医疗服务模式，他们用这些实践告诉我们，价值医疗是能实现的。
读完后，我感到非常震撼，便决定和其他译者一道，把这本书翻译过来，让更多的中国医生、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们也能看到这本书，进一步研究价值医疗。
翻译期间，疫情发生了，我想疫情也正是检验这些创新医疗机构的“利器”。现在回看，这本书不仅展现了原作者给我们展示出的实践案例，也能看到这些医疗机构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即便书籍推迟了一些时间发布也是值得的。
张明延（主译）：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我记得，那天是在海南出差时碰到了李文凯主任，他把这本书给我看了，看完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喜欢，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在2007年的时候，我和这本书里所提到的其中一家眼科医院的首席运营官在美国有过交流，当时我还在做院长助理，他已经在印度十几年了，并且他们在印度的分级诊疗和实际运营效果、质量保证等都还不错，所以我也通过与其交流，建立了我们自己在美国的创新案例（以下会有介绍）。
其次，也就是谭医生刚才说的，疫情虽然影响了我们这本书的进度，但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把书中的优秀医院情况进行更新，做了一个附加内容，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医疗机构在面临不同挑战时，如何去更好地应对。
李文凯（主审）：我们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是在海南，这只是个背景，其实当时我们在海南推动一个医改项目，也找了一些专家一起做，并且还咨询了海啸兄（陈海啸），因为台州有很好的经验，然后我们也想看看国外的经验是怎样的，所以就翻译了这本书。
特别高兴的是，谭教授团队也特别喜欢这本书，大家一拍即合，但疫情打乱了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原先制定的海南项目也已经换了新课题，而且这本书也耽误了很多时间，现在看一切还是有意义的。
朱纪明（主审）：说起这本书，第一反应就是时间拖得非常久，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本来就是个做事慢的一个人，但我们这本书慢是有原因的，整个团队非常重视各个医疗专业名词的翻译，光讨论这些词就花了很多时间。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Primary Health Care，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官网上的翻译还是初级卫生保健，这是很老的一个词了，至今也没有改，但其实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主要体现在Primary这个词上，如果真的是初级卫生保健，可能对应的一个更熟悉的词是Preliminary，
陈海啸（作序）：大概20年前，我就注意到了世界上的两个医院，一个是这本书里提到的印度纳拉亚纳医院，它当时用很低的价格做心脏手术，而且2016年为印度患者做超过14700台心脏手术，手术量超过印度的10%。
（编者注：总部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纳拉亚纳医院创造了一个奇迹，它以极低的价格为数以百万计的低收入心脏病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这家医疗机构不仅手术效果不亚于美国顶级医院，价格也很便宜，在纳拉亚纳医院做一次心脏搭桥手术只需花费约1100-1200美元，与美国医院相比，其心脏手术的费用只有美国同类医院的3%～12%。更重要的是，这家医院54%的心脏手术是免费或有补贴。这听起来像一家慈善机构或者政府资助的医院。但事实上，纳拉亚纳医院是一家营业性医院、而且还是一家上市公司，2017年的市值达到了10亿美元、其2016-2017财年息税前利润率达到13.1％）
还有一个案例是加拿大的Shouldice医院，这个医院是一个区域性的医院，它一年要做7000例的疝手术，全美洲有很多人做疝手术都会跑到他们医院。
（编者注：Shouldice医院始建于1945年，当时只有一间手术室。创始人Shouldice医生带领一名护士每天开展两台疝手术。时至今日，这家医院的每年手术量达到7000例，累计手术患者超过35万。90%的患者不使用补片，复发率、感染率、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0.5%。Shouldice修补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改进和经验累积取得了经典手术复发率最低的卓越成就，成为国际腹股沟疝治疗金标准。）
陈奇锐：2019年，“医学界”有机会和国家卫生健康委下属某事业单位合办了一场“中国价值医疗大会”。通过这个会议，我深入了解了价值医疗的理论、意义和实践。那时候我意识到，中国医疗需要“价值医疗”。当时就由“医学界网”出资设立了“医学界价值医疗泰山奖”。和很多奖项不同，我们的“泰山奖”没有商业赞助，完全靠自己给获奖者颁奖和发放奖金（虽然很有限），后来还设计了独立的评选流程。到2023年止，泰山奖已经举办了4届，今年将举办第5届，每一届都从“临床研究”“诊疗方案”“公共卫生”“医疗管理”“公益人物”“医疗报道”“药械突破”等方面评奖。应该说，“泰山奖”已经在国内医学界形成一定声誉，对我国价值医疗传播起到引领作用。开云注册APP下载安装
正因为“医学界”对价值医疗有非常大的热情，所以当我收到谭竞博士给我寄的《逆向创新：价值医疗的实践》这本书后，我仔细阅读了一遍，发现里面的案例非常好，对我们中国医疗的未来发展很有启发开云注册APP下载安装，所以我提议并组织了此次读书分享会，与在座的各位专家共同探讨。
谭竞：很多人对印度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传统的媒体介绍层面，最开始我也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些案例的，但我作为临床医生看完后发现，印度价值医疗创新提供的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有财务数据、医疗指标等各项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并没有吹牛。
其中，包括印度有眼科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够做到100美元一例，我还专门和眼科医生做了核实，发现即便是100美元做一个白内障手术，印度的医疗机构依然是有利润的，他们病人的量足够大，而且还有40%的病人是完全免费的，医疗机构仍然能经营下去，这让我印象很深刻。
陈海啸：我补充一下谭主任的案例，印度100美元做一个白内障手术，其实在中国也是可以实现的，至少我们医院当时做慈善的时候，慈善总会就给了我们1200块钱，当时我们算了一下，做下来可能要亏一点点，实际在1500元每台左右。
如果换算成美元的话，实际成本还是要比印度高不少，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晶体的成本不同，假如说国产晶体取消掉专利授权的话，价格也会下来不少。我只能这么说，在印度的国情下，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做心脏搭桥手术1100美金做下来，它背后也有很多的创新去支撑它。
张明延：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公益性，实际上，我认为真正的公益性在于为所服务的人群创造了多少价值，而不是它的属性。在印度的这些案例里面，他们不但能控制好医疗质量，同时能够可及性、成本方面做好，以低价格，甚至免费的形式为最多的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这里所说的高质量医疗服务并不是意味着不出事故。其实大家对印度有很多刻板印象开云注册APP下载安装，上次我有机会接触了他们的数据和运营模式之后，发现他们真正的公益性在于，通过运营管理模式提高了医疗运行效率，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浪费，所以公益性这三个字我印象很深。
李文凯：我经常说一句话——事在人为。大家可以看看这7个案例，大部分都是杰出的印度大夫去美国学习后长了见识，自己在衣食无忧、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回到印度，想为本国的人民办点事。
他们会分析每个医疗环节，思考哪一部分能够更省钱，而且它有个模式叫“劫富济贫”，印度有不同的阶层，有钱人多付一点，大家共同维持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可以服务富人，也可以服务大众。
我们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也希望能与更多人合作，培养一批有国际视野、有爱心的医疗领军人物，把优秀的实践带回到国内。
朱纪明：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印度的这些创新医疗机构一点都没有亏待自己的医疗卫生人员，很多人可能觉得，印度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地方，但实际上在当地的医疗体系中，他没有亏待医务人员。
任何一个体系，我觉得如果想持续发展，不可能通过压榨和剥削医生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定要去善待你的这些医疗卫生人员，他们是医院最核心的资产。
（编者注：书中举例称，印度纳拉亚纳医院的高级心胸外科医师年收入为15万—30万美元，美国同行的收入中位数为40.8万美元。两者虽然存在差距，但纳拉亚纳医院外科医生们的收入依然可观。）
谭竞：印度这些创新医疗机构并没有在医务人员支出方面打太多的折扣，实际上是通过任务转移的方式实现了成本降低，他们使医生和护士发挥他们的最高水平，并将技能含量较低的工作交给其他医疗服务专业人员，以此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
美国的价值医疗创新同样如此，比如他们做慢病管理，但美国的人工和医生又很贵，所以他们通过健康管理师来负责慢病病人的生活管理，通过非医疗的手术来实现它的价值。
（编者注：书中举例称，美国爱奥拉医疗采用了一种任务转移的方法来提供服务，该方法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健康教练”（health coach），即亲自指导患者健康生活的非医务人员。这些健康教练不仅比医生和护士的人力成本低，而且比大部分医生更善于沟通。医院定制一套能使健康工作人员与患者进行完整、持续沟通的IT系统，又建立了按人头付费的支付体系以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医疗操作。这一创新模式使医院的住院率下降了40%，急诊就诊率下降了30%～40%，医疗总成本下降了15%～20%。）
陈海啸：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上个世纪末开始，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坚持开展远程医疗，这二十多年来直到今天，他们取得的成绩让我非常感动。
他们做远程医疗的时候，当时是利用电视系统、电话系统一步步过来的，这个系统解决了美国密西西比州农村的医疗问题。现如今，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已经证明，大型医院与医院系统通过改善其全国网络的规模和流程可以节省数亿美元，节省出的资源可以服务更多的无医疗保险和保障不足的患者。
张明延：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从事医疗行业，其实很大的原因是我当时对美国医疗非常不满，因为我母亲在美国看病时遇到了各种问题，这也促使我去做这个事情。
就像刚才提到的Primary一词，你可以说它是初级，也可以理解为重要，美国现在正在逐渐提高Primary Care（全科医疗）的地位，包括它所提供的医疗，如何与上级医院进行双向转诊等。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就是爱奥拉医疗，他们让社区志愿者、健康辅导员来承担医生的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也更了解这些患者日常生活中所需要做的管理内容，把这些信息更好地传递下去。
李文凯：我讲一下我自己的个人亲身经历。2020年10月，我从欧洲去美国的过程中得了新冠。期间，我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了抗原自测、电话问询、核酸检测和上门送药的过程，及时服药后得以很快康复，后续他们还会对我进行随访，所以整个流程让我感觉非常好。
朱纪明：刚才李文凯博士分享的例子我觉得很好，美国医疗体系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它的创新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而且它在不停地去反思去创新。
我举个例子，像梅奥诊所，大家以为梅奥就是个大的三甲医院，但其实并非如此。梅奥其实在它周边那几个州，有很大的医疗网络，它不仅仅是一家医院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医疗体系，这个体系也是非常有韧性的。
我觉得梅奥的强大不在于它是最好的医疗机构，而是除了梅奥以外，它还有自己的整个网络，这对实现价值医疗也是极其重要的。
谭竞：我们现在的医保支付压力大，我在临床当中也能感受到，如果老百姓的收入减少的话，他的医保的个人支付也会减少，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节约医保资金，把医保资金使用好，同时也让这些患者的医疗服务质量不被打折。
我觉得价值医疗概念可以帮助指导我们更好地使用医保基金，我们要重新考虑，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作为医生的话，比如做肿瘤治疗时，给病人开药前要更慎重一点，在总费用有限的情况下医疗，要考虑到它的疗效，它的不良反应以及它所支付的成本。
朱纪明：我觉得现在是个好的时机，2009年是最新一轮的医改，如果你去看的话，整个蛋糕和盘子增长得非常快，至少是到疫情之前，大约有小10年的时间，你去看医疗卫生的投入增长速度，一直都是GDP增长的两倍。
当盘子比较增长很快的时候，其实整体上是比较粗糙，因为你这个增量大，不需要做得很细，但是这些年疫情再加上很多其他因素，我们的经济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迅猛增长，那么这个盘子如果相对比较固定了，大家思考的就是怎么提升盘子的效率。
在提高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率上，我们也有一些好的理念和经验，但我觉得各个部门的协调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实际操作中，各个部门之间如何达成一个共识并在执行时又能协调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实际上，这些年从中国医疗体系的角度，例如县域紧密型的医共体，如果做好了，也是一个有协同的体系，这些都是实现价值医疗的机会。
张明延：实际上，我们的一大挑战是协同，协同其实是系统跟系统之间，需要整个体制上的改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难的。
第二个是医疗机构本身，你的院长，你的管理层，包括科主任是不是有这种运营理念，然后在流程上去落地。
我分享一下，我当时跟前面提到的眼科首席运营官交流之后，我自己马上就推出了一个项目，基本上是复制了他们当时的眼科分级诊疗网络。在我们的牙科，我建立了5个移动牙科的医疗组，我们覆盖了大概几十家的初高中。
后来，我们用网络把实体诊所与医院做了对接，产生了很多好的效果，一是给学生和家长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医疗服务。二是从医保角度来说，我们做了大量的预防性服务，降低了后续项目的支出。
李文凯：我之前在美国CDC做新发传染病的监测与应对工作，我认为中国医疗体系要做的事特别多，但最关键的任务之一是要把最基础的事情搞明白，把基础医疗做好。
比如说，在座各位以及听众都知道，这段时间患儿在各个儿童医院排队，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搞明白？这是很关键的，你有甲流或是新冠，及时吃上药治好，同时也防止传染给别人。这个事不搞明白，谈什么都虚无缥缈。
陈奇锐：价值医疗是非常好的理念。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我们的医疗经费在经过新医改以来的快速增长期以后，在现有的经济形势下，很难再保持高速增长，我们必须把有限的医疗经费用得更有效率，我认为这方面目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提升需要价值医疗作为指导方针。
第二，对什么样的产品应该被纳入医保，也要建立刚性标准。中国医疗现有的一大问题是，有很多药品，甚至是占销售比重较大的一些药品，药物本身没有任何有效性证据或者是被滥用的，这个问题要把它解决掉，如果不解决掉，我们就没有钱去提升我们的医疗服务价格，没有钱去给创新药品器械腾出发展空间。
“腾笼换鸟”应该腾的是谁？改革的对象是谁？这些问题我们要定义清楚，这就需要用价值医疗来提供标准，把其作为中国卫生改革的重要经济学理论。
第三，我们的医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要转向“以患者为中心”。今后，推进医疗改革就要推进价格改革，我们也需要判断什么样的医疗行为是符合“以患者为中心”理念的，符合的话就应该多发钱、给予激励。价格在市场经济中是资源调配的指挥棒，推动价格改革之前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准则。
这三点是我对价值医疗、对未来中国医疗的期待。我认为，在中国，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去推进价值医疗。我们和印度类似，只不过印度是因为没有钱所以需要去推行价值医疗，而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把钱使用得更有效率，也需要价值医疗。
朱纪明：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基础的道理，要跟随人类正常的逻辑，用真心，我觉得就可以实现价值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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